新安镇鼠疫历史
一直知道自己从小长大的小村原来是个大镇，原名新安镇，现在镇子迁到双胜村，这里改名为红星村。老屋旁边就是原来土城的城墙，倒塌后形成了高岗，围在村子四周。后来西南两边由于交通和灌溉等需要被铲平（迷信说法是，村子也因此被除去龙脉保护，一年不如一年），但东边和北边的高岗小时候仍然还在，不过由于雨水冲刷风蚀，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了。
从小就知道， 这个小破村可不太平凡，曾经是日军侵华时培养鼠疫细菌做试验的地方。出了村北就是个山岗，不远的岗边，有一处地方，村里人都知道这里曾经是万人坑，埋了不知道多少人的尸骨。小时候村里还知道村里有老人曾经是从那个坑里爬出来的，日本人以为他死了，就拖进坑里，也不用埋，他醒了就自己爬出来。年纪小的时候，自己晚上从来不敢出门向北走，听人说鼠疫的事情，感觉毛骨悚然。
今天意外，在google上面用关键字“双胜镇”来查一些家乡信息，却意外地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网站上查到了这一段历史。现在摘录下来，记住那一段历史，印证自己儿时的记忆。
日寇施放鼠疫菌残害白音布统老百姓（上）
发布时间：2005-9-3 新闻摘自： 北方新报
60多年过去了，当记者脚步匆匆地行走在赤峰市乌丹镇的小街旧巷时，看到的是幸存老人脸上早已干涸的泪水；当记者拨开红星村北那凄凄杂草时，听到的是许多冤魂发出的痛苦呻吟声。
“小巴林”新安镇
位于大板东98公里处的白音布统地区（现巴彦包特乡和双胜镇一带）建国前隶属于巴林右旗（现隶属于阿鲁科尔沁旗），这里有大面积肥沃的土地。1934 年，巴林王扎噶尔在这里设了特区，派李振源来此主管该地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并且在凌源县长陆喜廷、围场县长的哥哥潘惠廷、股东王玉廷等人的土地上建起了 一个镇集，起名新安镇（后来又恢复了原有称号，叫白音布统城）。新安镇有4个城门，城墙高约2.5米，城中有十字街，来自凌源、围场、赤峰、乌丹、大板等 地的客商在这里开设了40多家店铺。这里赋税低，价格便宜，吸引了周边许多购货者，成为当时的天山、开鲁、大板等地区小有名气的小商品集散地和农畜土特产 品收购地，有小巴林之称。
当时的新安镇人口比较密集，有200～300户人家，城内设有学校、村公所、警察署、财税所、兴农 合作所，表面上主管此地的是李振源，实际上是由日本人田中和佐德木等人把握实权。这里的机构基本是按旗县级设置，但是旗县没有的，这里也有，如特务股。特 务机构明着是本地人掌权，实际上也是日本人把持着。特务股有个人叫吴小个子，当地老百姓和官员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是他会汉、蒙古、日3种语言，是一 个非常神秘的人物。
一个燃烧着的弹壳
1942年7月的一天下午，新安镇各店铺的掌 柜和伙计们忙完了一天的生意，准备收摊了。位于十字街头的德厚昌商号的五六个伙计和掌柜赵玉峰正在院中围桌而坐，和平时一样，等着吃大师傅王哲兴做的绿豆 粥和煮咸鸭蛋。没上饭前，他们望着天空，看着西下的太阳正在唠闲嗑……突然，天空中传来一声响，伙计吴景文、吕志和掌柜赵玉峰等人不约而同地朝空中望去。 现居住在乌丹、今年已经83岁的吴景文老人回忆说：“一个燃烧着的弹壳（这其实是一枚由731部队研制的能够容纳3万只跳蚤的瓷壳炸弹，这种炸弹又叫巧克 力弹）从他们的头上滑过，弹壳后面有一团黄黑色的物体从天而降，这个弹壳离地面只有四五十米高，慢慢地向城东北方向落下并且自毁。我们吃完晚饭都到街上议 论。很多人都看到了它，但是当时没人在意，也没当回事。”然而，几天过后，各式各样的议论出现在街头巷尾，“这个火球光顾白音布统城是不祥之兆”、“谁看 到火球谁就会瞎眼的”……根据史料记载，住在白音布统的日本人就在此时得到了一份“将有异情，暂离此地”的密电，他们逃到距新安镇15公里的敖汉营子村躲 了起来。
7天后，大街小巷里的死耗子多了起来，而且出现了大量跳蚤。首先，人们在十字街附近的两个院落发现大量的死耗子，约 4～5天后，其中一个大院的宋豆腐脑和张连科两家发现了死耗子，不久宋豆腐脑的女儿和张连科的妻子死亡，接着张家四口人也相继死亡。和记商号的李宝昌说： “那时，屋里地上、墙上和大街面上都有大量的跳蚤，特别是在耗子洞周围有厚厚的一层黄棕色跳蚤，而本地跳蚤是黑色的。”后来，陈维皮铺的几个伙计发烧，不 久就死了，其他店铺和老百姓家也传出了噩耗，当时人们不知道被传染了什么病，城里哭声叫声昼夜不停。李振源找警察署，警察署找日本参事官，但是日本参事官 却并不理会。李振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大板、开鲁、兴安省报告，但是几天过去了仍没有结果，他又通过关系向扎噶尔王报告。人死的越来越多，日伪特务却隔岸观 火，远离疫区不予理睬。
半个月后，由新京（长春）等地来了100多个警察，把整个新安镇封锁了起来，不许出入，违者就开枪打 死。同时，一支日本“防疫”特别小分队也来到了这里，他们穿着白衣白裤，头扣白色连衣帽，脚蹬高筒水鞋，并且戴着防疫镜。日本“防疫”特别小分队的队长叫 小野四秀夫，年龄30多岁，有个女助手，叫玉初美容。城里的人认为来了治病除疫的救星，实际上，一场更大的灾难悄然来到了白音布统。
许多人被关进了隔离所
封锁新安镇后，警察署由吴小个子等人接管。“防疫”工 作由日本人小野四秀夫、玉初美容操纵。小野四秀夫在双胜镇红星小学院内设立了鼠疫隔离所，在兴农合作社设立了鼠疫隔离所、治疗所，另有一所实验室设在距新 安镇15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附近的西山根下，这些“防疫”设施表面看是日寇为当地老百姓着想设立的，实际上却是残害白音布统老百姓的基地。
日寇到来后，首先把城门封锁，并且在4个城门和十字街中间用木头和苇席搭起了塔楼，四周由警察包围，除日伪特务外，其他人都不许出入。一些老百姓怕传染上鼠疫，越墙出逃，都被警察打死了。
对于新安镇的老百姓，日寇既不提供防疫方法，也不给治病，只是每天挨家挨户查3遍户口，凡是发烧在38度以上的人就抓进隔离所。在隔离所里，所有的人不 论男女老少，必须脱掉所有的衣服，每3个人一组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不做任何治疗，只是每天用冷水淋浴1次，进行所谓的冷水降温，如果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毒 打。
日寇还把鼠疫感染者和死尸放在一起，进入隔离所的人几乎没有生还者。当时被隔离的300多人中，到最后解除隔离时，只有3个人死里逃生，其中的两人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唯一还活在人世的就是现住在巴林右旗的刘桂云。
今年77岁的刘桂云回忆说：“那时我14岁，鼠疫来时，我收拾屋子一不小心摔倒了，日寇就把我当成了鼠疫感染者抓到了隔离所。凡是进来的人，一不给喝 水，二不给饭吃，进来的人被日伪特务逼着扒光所有的衣服，不管男女老少，排成两排，给我们从头到脚浇冷水，喷所谓的消毒水。有不少没有染上鼠疫的人，被冷 水浇的感冒后也很快传染上鼠疫死了……”
日本“防疫”特别小分队来了之后，鼠疫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他们把老百姓集中起 来，实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老百姓稍有反抗就被会被恶揍一顿，有的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伤口很快就感染了，由于得不到及时医治，不长时间就死掉了；有的人受不 了浇冷水的折磨，趁天黑逃了出去，可是多数被日寇抓住，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回到隔离所，没几天也就死了；没有跑的人，病也一天天重起来，还没有见到亲人 说上几句话，就被日本人打上针，不一会儿也就死了。
用活人做实验
由于死的人越来越多，日 寇专门雇用了4个当地人负责运送死人。这4个人中的翟凤鸣说：“自打日本人来了后，我每天天黑时赶着马车到隔离所往外拉死人，这里一天少的拉出三五个人， 多的拉出十七八个人，这其中不包括老百姓家里偷着拉出去埋的人。拉出去的死人，往新安镇北（现红星村北）的大坑里一扔就不管了，大坑长2～3米，深3米左 右，而且每天都得挖新坑，1天不论死多少人都扔在1个坑里。死者什么样的痛苦表情都有，有些人甚至被日寇剖腹……”最令翟凤鸣难忘的是，日寇还把活人拉到 西山根的实验室，在活人身上做各种实验：有的人鼠疫感染处被割掉肉，有的人肚子里被灌了大量的药水，有的人被换着部位注射不明液体……“从这里（西山根实 验室）拉出来的每一个死人，都没有完整的，有的肚子被剖开了，胳膊腿儿也没有全的。”后来，日寇就不再让翟凤鸣拉死人了。
日寇所设的治疗所实际是观察鼠疫菌效果的实验室。陈希镇回忆：“有一个在乌丹开肉铺的老板的儿子，来新安镇后在我父亲开的皮匠铺作学徒，那年他才19 岁，身体非常棒，但是他传染上鼠疫后，被日寇抓到治疗所给剖了腹……”魏连春（83岁，现住林东）说：“有一个姓迟的小伙子也染上了病菌，但是还没有死， 日寇不给治，拖到治疗所捆在手术台上就剖了腹……”根据后来的有关资料记载，小野四秀夫等人把活人剖开肚子，取出心脏放在玻璃瓶中，然后把玻璃瓶迅速送到 石井部队，分析他们施放的疫菌是否成功，效果如何，进入实战后，有哪些可以改进完善的地方。
老百姓开始自治自救
鼠疫菌传播开以后，日寇希望疫区越扩大越好，死的人越多越好。到白音布统地区做买卖的一些商人和手艺师 傅发现日寇的这一动机后认为，如果等日寇治病，那老百姓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李泽思、李宝昌、吴景文等商人首先开始自治自救。他们先是彻底清理了住人 房间的卫生，凡是有老鼠洞的地方就用放烟炮熏，发现死老鼠立即捡起来深埋，发现老鼠洞周围的黄跳蚤就用火烧，房间里还撒了消毒粉。吴景文从不出门，他在伙 房里搭起了一个既不挨地又不沾墙的木板铺，避开了这场灾难。魏连春等人还给染上鼠疫菌全身起疙瘩的老百姓糊大烟糕子，很快见了效。当时，住在白音布统地区 的魏景芝也出现了发高烧症状，她的父亲魏连耀给她服用中药发汗，并且不让她与外界人近距离接触。这样，很多人保住了性命。
1942年10月，日寇在白音布统地区搞的鼠疫菌实验结束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寇带着大量的观察材料和实验数据离开了新安镇。据《日本军情内幕》记载：“施展这一招儿，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消灭有抗日动机的大量中国人。”
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在白音布统地区施放的鼠疫菌共造成800多名老百姓死亡，其中当地居民400人，其他为外地商人和流动人口。当时，整个新安镇只剩下不到200人，死者均被埋在了新安镇（现在的红星村）北的两处固定地段。
乌丹成了鼠疫菌源基地
日本把流行过鼠疫的地区作为向731本部和分支队提供鼠疫菌源的基地，并且把通辽、赤峰作为鼠种来源区。
现住赤峰乌丹的老人孙玉芳、王维翰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告诉记者：“日寇来乌丹后没几年，就把乌丹老城门南侧的学堂给占用了，学堂搬到现在的乌丹一小院子里。日寇开始在原学堂的院子里收养各种老鼠，院子里还有很多狼狗，戒备森严。”
据现在住在乌丹的郭长海老人介绍：“日寇把学堂做了细菌实验室，他们与驻在地方上的日寇没有什么联系，可能属于石井部队。日寇撤走后，我们一帮小孩子过 来看，这里共有20间房子，其中第二排5间房子就是细菌实验室，进屋一看，日寇把实验仪器全都砸碎了，地上是白花花的一片仪器碎片，但是细菌罐、带菌的老 鼠不知去向了。另外，日寇当时住的院子里有井，但是他们快投降时却再也不用这口井的井水做饭烧水了，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家穷，没有衣服穿，谁给口饭吃我 就给谁干杂活，有时学堂里的日寇遇到我，就让我到李彬（当时乌丹镇有名的地主）住的院子里为他们打水去，学堂的井水和临近的井水他们不用，估计那里的井水 被他们做实验时给污染了。”
说到1947年乌丹镇发生的那场灾难时，郭长海心有余悸：“1947年，乌丹闹起了鼠疫。当时， 我住在桥南李彬办的草纸坊院里（距细菌实验室0.5公里远），第一个死的是院里卖豆腐的人，他从外面回来，到井边倒下就死了。这时，我们到他的屋里一看， 屋里满地都是黄棕色的跳蚤。这种跳蚤比当地的跳蚤大多了，我看完后就往外走，走不多远就感到全身发麻不省人事了，后来父亲把我弄回家，用大烟糕子给我糊了 3个多月才好。”
据专家介绍，鼠疫菌的潜伏发作期可以长达十几年，如果不加强防治，它就会发作传染。1947年前后，敖汉旗、翁牛特旗发生了规模较大的人间鼠疫。1945～1948年，敖汉旗死亡6119人，翁牛特旗1947～1950年死亡3117人。
<再备一个版本>
关于1942年发生在白音布统的鼠疫,与侵华日军的关系,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政协文史委的帮助下,先后到阿旗、右旗、左旗、敖汉、乌丹、赤峰等 地,走访和电话采访了亲历者与知情者60多人,较重要的有吴景文(81岁)、魏连春 (81岁)、陈希镇(84岁)、李宝昌(87岁)、刘桂云 (75岁)、吴文彬(83岁)、魏景芝(76岁)、王维翰 (81岁)、孙玉芳(74岁)、郭长海(68岁)、赵国盛 (81岁)等,力求真实客观地记述这段历史。
一、白音布统城的由来及其机构设置
白音布统建国前隶属巴林右旗(现隶 属阿鲁科尔沁旗),1934年巴林王(扎噶尔)在这里设特区,派李振源到白音布统主管该地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该城是在凌源县县长陆喜廷、围场县县长的哥 哥潘惠廷、股东王玉廷等人的土地上建起来的。曾叫过“新安镇”,后又恢复原名白音布统城,城有4个门,4个角楼即炮楼,城墙高7—8尺,城中是十字街,建 成后来自凌源、围场、赤峰、乌丹、大板等地客商设的店铺有40多家。这里税赋低,商品价便宜,逢农历三、六、九集,吸来周边众多购货者,成为天山、天鲁、 大板等地区小有名气的小商品集散地和农畜土特产品收购地,有“小巴林”之美称。
白音布统城,面积不大,但人口密集,有二三.百户人家。店铺众 多,名气较大的有:德厚昌商号 (大东家徐爱武,掌柜的有乌丹人马华廷、赵玉峰,赤峰人刘汇东,学徒伙计吴景文、吕志,厨师王哲兴等),同兴隆烧锅(东家王玉廷),意和祥商号(陈希林、 陈希镇兄弟俩开的),李记皮铺(乌丹李彬在此设的分号,掌柜的是陈维),庆新城商号,天居祥杂货店,和记商号(河北省饶阳县的李泽思、李宝昌兄弟俩开的) 和李茂春皮铺(魏连春曾在此学徒)等。
城内机构设置有:村公所、警察署、财税所、特务股、兴农合作社。另有一座学校。
李振源任白音布统区的区官,管辖范围有:白音布统、马宗山、敖汉营子、沙日呼、查布嘎、大河沿、河东等区村。
主 管此地事务的,实际是日本人田中和佐德木等人。这里虽然偏僻,但日伪的交通通信很便利,邻近的天山、大板、开鲁、乌丹、赤峰都设有小型飞机场。日伪特机关 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交通工具有马匹、大车和汽车。这里的机构基本按旗县级设置。但旗县没有设的,这里也设了,如特务股。特务机构表面是蒙古人,实际是不露 身份的日本人把持着。
二、大祸从天降
1942年7月的一天下午,白音布统各店铺将要收摊。德厚昌商号五六位店员和 掌柜的正在院中围桌而坐,等着吃晚饭,突然空中有响动,吴景文、赵玉峰、吕志、王哲兴等人不约而同朝空中望去,“一个燃烧着的弹壳从他们的头上滑过,弹壳 后面有一团黄黑等颜色的物体从天而降,而这个弹壳离地面只有四五十米高,向城东北方向落下并自毁。街上很多人都看到了它,但当时都没在意,也没当回事”。
7天后,大街小巷死鼠多起来,而且房内外有大量的跳蚤,和记商号李宝昌讲述:“那时,屋里地上、墙上和街面上都有大量的跳蚤,特别是鼠洞周围厚厚 一层跳蚤,这些跳蚤是黄棕色的,而本地跳蚤是黑色的。”陈维皮铺的几个伙计发烧,不多时就死去了,其他店铺和百姓家也报出噩耗,当时人们不知传染了什么 病,惊恐万分,叫声昼夜不停。李振源找警察署,警察找日本参事官,可日本人却早早地逃到距白音布统4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村避起来。李振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大 板、开鲁、兴安省报告,几天过后没结果,他又通过关系向扎噶尔王报告。人死得一天比一天多,日伪特人员远离疫区,坐视不管。半个月后,由新京(长春)等地 派来了 100名警察,一支日本防疫特别小分队也开到这里,他们穿着白衣、白裤,头扣白色连衣帽,脚蹬高筒大水靴,并戴着防疫镜。队长叫小野四秀夫,年龄30多 岁;副手是玉初美容。人们以为来了治病除疫的救星。可实际,残景更为可怕。
大批日伪特来后,首先把城封死,4个城门和十字街中间,搭起不挨墙 地的木头柳席做的,岗哨 (十字街是观察哨),四外围上了警察,除日伪特人员外,其他人都不许出入,违者就地枪杀。有几个有钱的人和外地进来购物送东西的人,怕染上疫病死到这里, 纷纷跃墙而逃,都被警察打死了。
封锁白音布统后,警察署由鲍金财、百岁、吴小个子、浩楼、雷会田等接管,防疫由日本人小野四秀夫、玉初美容操 纵。在学校设健康所一处,在兴农合作社设隔离所一处、治疗所一处。还有一处实验室。设在离白音布统4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附近的西山脚下,看上去为百姓着 想,实际成了日军摧残中国百姓的实验基地。
在城里和周边的人,日伪特既不提供防疫方法,有病也不治,只是每天挨户查三遍户口,凡是发烧38℃ 以上的人就抓走。从隔离所死里逃生的刘桂云说:“那时我14岁,给人家当童养媳。鼠疫来时,一不小心收拾屋子摔倒了,日本人把我当成疫病抓到隔离所,这里 有十多间房子,凡是进来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都被日伪特逼着扒掉所有衣服,不扒就拳打脚踢,鞭子抽。随后不分男女老少,排成两溜,日军和警察给人从 头到脚浇冷水,喷所谓的消毒水。有不少没染上瘟疫的人,因冷水激,一冷一热感冒后很快传染上疫病死去。这里天天死人,我们就在可怕的死人堆里挣扎 着……”。
三、残害百姓
日本人来了后,所设的治疗所实际是观察鼠疫菌效果的剖腹实验所。陈希镇讲述:“有一位在乌 丹开肉铺的老板的儿子,来自音布统在我父亲开的皮匠铺学徒,那年他才19岁,身体非常棒,但鼠疫传染了他,被日本防疫队抓到治疗所第一个给剖了腹……”魏 连春讲述:“街上有一个姓迟的小名叫‘帮子’的小伙子,也染上了病菌,但没死,日本人不给治,拖到治疗所捆在手术台上,就给剖腹了……”小野四秀夫等人把 许多活着的人,剖开肚子,取出心脏,放在玻璃瓶中,然后把玻璃瓶装在铁盒中,铁盒放在一个装水的盒子里,迅速送到了石井部队。实际是分析他们施放疫菌的效 果。进入实战后,有哪些可改进完善的地方,并留作细菌标本或做细菌培养基用。
日本防疫队和警察采取封户集中隔离的办法,无论病否,只要他们认 为有病的,就统统赶到学校或兴农合作社集中起来,加以迫害摧残。进到隔离所的百姓,先是被扒光衣服,然后往身上浇水喷药。日伪特人员把衣服集中起来,说是 热蒸消毒。有很多人把金银首饰、钱财等贵重东西带在身上以防丢失或备急用,警察借蒸衣服之机,把贵重的东西和钱财都揣进自己的腰包,人们稍有反抗就是一顿 恶打。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伤口很快感染,不长时间就死了。有的一家人全被赶到隔离所,家里没人往隔离所送饭、送水,眼睁睁在这里饿死或渴死。有的家有人 送饭,但必须给看守送礼,才让你把饭送到家人手中,否则,以相互感染为名,不让进去,家人只好等死。有的忍受不了天天被扒光衣服浇冷水的折磨,趁天黑逃了 出去,但多数被警察抓住,有的当场打死,有的回到隔离所,没几天就死了。没跑的人,病一天天重起来,就被日伪打上催死针,不一会儿就没了气。据那时在隔离 所专拉死人的翟凤鸣介绍:自日本兵警察团来后,我每天天黑时,到隔离所往外拉死人,这里一天少的拉三五个人,多的拉出十七八个人,往白音布统北(现红星村 北)的大坑里一扔。每天都得挖长七八尺、深十来尺的大坑,一天不论死多少人都扔在一个坑里。为了日后辨认,每个死者都插上一个小棒做记号。死者有的裹着衣 服,有的光着身子,有的睁着眼,有的咧着嘴,什么样的痛苦面孔都有。而最可怕的是被日本人剖了腹的那些死人。
在鼠疫菌肆虐 下,日伪特不但任其发展,而且想方设法抓捕少妇和十八九岁的姑娘,以逞淫威。他们见到漂亮的姑娘和少妇就以染上鼠疫为借口抓到隔离所,扒光衣服“净身”, 往身上喷洒“消毒水”,然后在身上乱摸;有的不明不白地被捉走,从此再也没回来。有的女人被拉出去,他们发完兽性,就像死人一样拖了回来。城里有一个开肉 杠(就是肉铺)业主的妻子30岁左右,皮肤白晰,体态丰满,外号叫“小白猪”,被拉到隔离所让她脱光衣服;当时她只是把外衣裤脱掉,裤衩没脱,日伪特人员 就拽裤衩,她不从,一个叫百岁的警察上去就拳打脚踢,把裤衩撕开。在场的日本人一阵阵狂笑,一示意,警察把她拉到配水配药室。她遭到了日特骨干和两名警察 的轮奸,不久含恨死去。百岁、浩楼等警察利用防疫的机会,糟蹋了许多良家妇女。鼠疫没结束,他们也染上了疫菌而暴死。
四、自治自救
施 放鼠疫菌后,日军希望疫区越扩大越好,死的人越多越好,所以,防疫队明是防疫,实际收进隔离所、健康所、治疗所的,除刘桂云、李斌、赵纯等3名少年死里逃 生外,其余全部死亡。外地过来做生意的商人和手艺师傅,发现了日伪特的动机,迅即采取措施,自治自救。陈希镇家接手的药铺立即开门营业,卖一些消毒、灭 菌、退烧的药品。李泽思、李宝昌、吴景文等商人彻底清理住人房子的卫生。凡是有鼠洞的地方放烟炮熏,发现死鼠立即拾起深埋,发现鼠洞周围的黄跳蚤就用火 烧,房子里撒消毒粉,避开了疫蚤的袭击。吴景文则深居不出在伙房搭起一个不挨地、墙的板铺,悬起来从而避开了这场灾难。魏连春等好心人给染上疫菌的人在患 处贴大烟膏子,见效很快。家住白音布统北村的魏景芝发高烧,她父亲给她服中药发汗,自我隔离不与外界人近距离接触,不与皮衣物沾边,房屋内外撒石灰,杀虫 粉,甚至热灰、烟灰等办法自我救治。同时,竭力设法躲避日伪特的抓捕,从而很多人保住了性命。而日本人所做的,就是在活人身上做各种药物实验。有的穿刺, 有的在患处割肉,有的往肚子里灌大量的药水,有的在身上换着部位注射药液,等等。翟凤鸣说:“从这里拉出的人,身上没有全的,肚子剖开了,胳膊腿也不 全。”后来,日本人不让他拉死人了,他们怕暴露残害中国人的真相,做完实验的人就秘密处置了。日本人一看百姓有了自治自救的方法,感到难以毁掉这里所有的 中国人,于是才拿出特效消毒液。让百姓洒并烧掉没人住的房子。
到了1942年10月份,侵华日军在白音布统搞的鼠疫菌实验,历时3个多月终于结束了。双手沾满中国人民血迹的日军,带着大量的观察材料和实验数据离开了这里,向主子汇报去了。
据不完全统计,白音布统日军施放的鼠疫菌感染死亡人数达 800人(其中当地居民 400人,其他是外地商人和流动人口),占全城1200人的66.6%。
五、扎王之死
白 音布统发现的鼠疫,牵动着在新京的一个人,他就是巴林王扎噶尔。自从日军占领东北及蒙古东部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后,他先后任兴安西省“省长”、 兴安局“总裁”、参议府“副议长”等,但他一直惦念着一手操办起来的小巴林(白音布统城)。这里是他的小金库,他需要靠它上下打点,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 可日本人明着提升,实际限制着他。日本为了彻底征服中国人,在中国东北大面积种植罂粟,并纵容满蒙官员特别是扎王吸大烟,大烟免费,送太谷产的烟灯、烟枪 一套,让扎王尽情地抽。日本人看他思乡情太重,就给他介绍几个日本女人做老婆,但他不要。白音布统流行鼠疫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的耳旁,他一改过去 抽大烟的习惯,各处奔走呼吁,寻医找药,但收效甚微。白音布统防疫由日本防疫队管,捐来的医药物资也必须交由日本人处理,别人不能插手。白音布统鼠疫的原 因,他多方打探,得知是日本731部队所为。从此日本人就盯上了他,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1944年,白音布统鼠疫发生两周年之际,日本关东军设宴招待扎 噶尔王,扎王酒后回到公寓,不几天就死了,他成了日本在中国施放鼠疫阴谋的又一个牺牲品。
六、日军为何要在白音布统施放鼠疫菌
1936 年日本在哈尔滨平房镇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防疫给水部(简称731细菌队伍,又称石井队伍),由石井四郎指挥。这支部队研究作战的目的,就是在大地域内撒放传 染病菌,消灭人、畜和农作物,制造无人区。石井四郎最感兴趣的是鼠疫,他去欧洲考察得知,14世纪中叶的一次鼠疫几乎毁灭了整个欧洲大陆。为此石井决定把 鼠疫菌当做最有威力的武器来进行试验。
为什么要在白音布统施放鼠疫菌?原因之一是日本迫于国际和侵华战区的压力,选择偏远地区,用25公斤、能容3万只跳蚤的瓷弹(又称巧克力弹)施放鼠疫菌。其载体跳蚤到地面后,迅速捕抓热源体(鼠、人)施放毒素,从而大规模屠杀中国人。
原因之二:此处地势低洼,盐碱地周边是黄沙土地,有大量的跳蚤追逐寄生的热源体老鼠。日本人吸取了1940年在宁波施放鼠菌因缺乏跳蚤生存病菌的载体而死人少的“教训”。
原因之三:这里聚集了很多不为日伪满效力逃避当兵的年轻人,他们纷纷从敌占区跑到这里来做买卖、打工、耍手艺。同时,这里经常有抗日小分队活动。通过情报分析,日军把白音布统地区看作是不稳定地区之一,要寻机进行“清剿”。
原 因之四:日军在中国和海外战场,战事吃紧,形势不利。1940年,八路军百团大战,歼敌4.4万人,百团大战一周年之际日军冈村宁次集中13万兵力分13 路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结果被八路军歼灭8000人,冈村自认失败。在海外战场,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海外战事吃紧。在靠近苏蒙边疆一 线,日本更加注意苏蒙军的动向。但是,日军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加上入侵地人民的反抗,日军便使用细菌战,加快了大规模屠杀中国百姓的速度。据《日本军情 内幕》介绍:“石井四郎派6架飞机在晋冀鲁豫边区投下 400千克鼠疫菌,半个月后,驻华北日军总司令部报告:共有35万人感染,15.6万人死亡”。“施展这一招,不费多大气力,就可消灭有抗日动机的大:量 中国人”。
七、鼠疫的蔓延
日本把曾流行过鼠疫的地区,作为向731部队提供鼠源的基地,并把通辽、赤峰作为鼠种来 源区,赤峰重点设在敖汉和乌丹。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孙玉芳、王维翰介绍说:“日本人来乌丹后,把乌丹老城门里南侧的学堂给占用了。他们在这里收养各种老 鼠,院里养很多狼狗,戒备森严。来卖老鼠的百姓,在院外边,日本人带着翻译出来讲价,亲自收,卖鼠人和其他人不准进院,但有时能看到院里装养老鼠的大铁笼 子,后来才知道是做培殖鼠疫菌用的”。据郭长海介绍说:“日军占领了学堂这个院子后,做了细菌实验基地,他们与住在地方的日军没有多少联系,应届日军石井 部队。日军撤走后,我们一帮小孩到这里来看。这里共有20间房子,其中靠北大门前的第二栋5间房子就是细菌实验室。日本人把细菌实验仪器全都砸碎了,地上 全是白花花的实验仪器碎片,细菌罐、带菌的老鼠不知去向……”“当时有一个不解的谜,为什么日军住的院有井,他们做饭喝水不用此井水。我那时是小孩,家 穷,谁给口饭我就给谁干杂活,有时在李彬家干杂活,有时学堂的日本人遇到我,让我给他们到李彬住的院 (现食品厂)打水,比划着说:‘只要天天给打水,天天给白米饭吃’。学堂和邻近的井他们不用,估计他们做实验的细菌、药物把水污染了……”“1947年乌 丹闹鼠疫,我住在桥南李彬办的草纸坊院里(距细菌实验室0.5公里),院里第一个死的是个卖豆腐的,他从外回来,到井边倒下就死了。我们进屋一看,地上都 是黄棕色的跳蚤,比当地的跳蚤大。我看完往外走,走不多远,就全身麻木不省人事,后来父亲把我弄回家,拿大烟糊了三个多月才好,大腿上留下一个拳头大的疤 痕。这些跳蚤毒性特大,很可能就是日本人留下的跳蚤菌所为。”
据专家介绍:鼠疫菌的潜伏发作期可长达十几年,在气候、湿度、温度适宜的时候, 如果不加强防治它就会发作传染。1947年前后,敖汉、翁牛特旗发生了规模较大的鼠疫,敖汉旗1945至1948年死亡6119人,翁牛特旗从1947年 至1950年死亡 3117人。这里原是日本鼠疫菌的鼠源基地,却变成了鼠疫菌的受害区。这些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利用3年时间终于使泛滥的疫情得到控 制。
March 27th, 2008 at 3:21 pm
我爷爷是受害者，我把这个资料放到我的网站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