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华态度 严谨的盲区与脆弱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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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玫瑰 发布时间：2007-12-20 11:17:50
中德两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自从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9月在德国总理府接见达赖以来一直处于低潮寒流期，虽然德国国内政 界、产业界对默克尔的批评、压力一直在升高，但是默克尔仍然坚持“我需要见谁是我自己的事情，德国不应当过份在意中国的反应。”并且反过来变本加厉地攻击 中国的包括人权在内的一系列内政问题，由于事关国家领土主权的安全、完整等根本原则性问题，在德国没有明确以相当正式的方式对默克尔及其本届德国政府的无 理举动做出改正、补救以前，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采取单方面缓和甚至妥协，而国家政策一经做出，牵扯面之广和覆水难收的后果又难以让本届德国政府轻易服软让 步，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德关系难以看到缓和的迹象。
国 内网友探讨、研究中德之间的这次外交纠纷引发的寒潮期时，很多人偏重于将德国做出如此在常理上无法解释的举动和选择与默克尔本人挂钩，并联系前两届德国政 府对中国态度的友好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态度中的相对独立自主性作出比较，说默克尔政府代表保守派的右倾势力，甚至将所有一切归结到默克尔一个 人头上，似乎默克尔上台了，“就带坏了一切”，还有的网友出于气愤和偏激，将此与性别问题挂上了钩，说“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女人太容易感性化， 缺乏理智”，甚至将其与国家间关系连系起来，夹杂着人身攻击。如“默克尔是小布什的情妇、婊子”等等，不一而足。个人觉得，很多朋友的质朴的爱国心和热情 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冷静下来理智地分析事情的深层次原因，寻找应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策略，而不是单纯的激情下的感情宣泄。下面，笔者试图以个人 的看法，解析一下目前德国方面对华态度逆转的一些原因，笔者并不敢说自己的见解是否能达到较深的层次，看法是否足够客观、准确，只希望以此为头，达到抛砖 引玉的效果：
首 先，从政治的基本法则来分析，国家的、政府的内外政策是要符合其自身本时期以及今后可以预见到的时期的国家利益的选择的，因此，从政的人也必然相当程度上 舍弃其自身感情好恶，而根据现实的情况、国内外、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等一系列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价、权衡利弊后做出选择和决定，虽然从议员到政府各部、 各级机关以致内阁总理、政府总理到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本身作为具体的、现实的生活中的人，具有复杂感情、多面性和成长、代表背景的一系列影响其判断、决 定的综合因素，但是一旦具体担任重要职务，以及关键职务，就必须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判断做出其自身认为，以及其所属的政治集团、利益集团，进而外延到国家的 相对理性的选择来，而不可能任意率性为之，因此，一个国家作出什么样的内政、外交举动，是一个稳定的，相对冷静和权衡下的常务、常态的战略考虑的综合结 果，至于具体到谁上台后采取什么样看起来似乎迥异的政策，也只是一种侧重点的调整，代表原先政策被其国内主导意见认为不合适时的一个替换而已。并不是说谁 就是脸谱化的“极端大右派。”西方社会对中国具有难以克服的偏见甚至敌意的政客确实大有人在，但是上升到国家政策这个高度和角度，以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形 式作用出来，只能说，这是他们在以他们自身角度（未必客观、全面）根据其自身经济、地缘政治和战略需要作出的选择。只是具体由谁实现的问题，和“发难侧重 点”轻重缓急不同罢了，至于将这个问题与性别挂钩，就更显得牵强与偏激了。
其次，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政界内部，一直存在着主张法德和解，建立以法德轴心为中心的欧洲自主派和亲美国的“大西洋派”两股势力的角力与妥协，战后以阿登纳、施密特、科尔、施罗德为总理的政府属于前者，而默克尔政府则属于后者，两派势力的此消彼长，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德国自身力量、面临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德国国内的自信心变化的现实。二 战结束后，对战争的极度厌恶和恢复国民经济、重新振作国家的需要，使联邦德国政府（1949年5月23日联邦德国成立）在政治上谨慎地采取事实上偏重于中 立（由于美苏冷战于1947年正式开始，联邦德国只能最终于1954年根据《巴黎协定》选择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阿登纳，以及后来的联邦德国政府做 出这样选择的根本目的，主要是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寻找德国重新崛起为大国、重建军事力量以寻求独立自主，而非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铁板反苏。所以后来在冷战 中，对苏联，联邦德国有与勃烈日涅夫自60年代中后期的长期经济合作，对中国，则有施密特政府1972年后对中国的以13套大化肥生产线引进等重大战略项 目为代表的经济合作），保持相当自主性的选择，在经济上，1950年的《罗马条约》以及随后的《煤钢协定》，正式奠定了战后法德和解、合作和欧共体的建立 基础，56年来，以法德轴心为主导的西部欧洲大陆一直是德国的主要选择，虽然由于冷战形势和“大西洋派”的反弹，其间出现过波动，但是总体路线是稳定的。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也是众所周知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由于法德轴心派的相对谨慎行事，和战后长时期和平环境下经 济的高度发展，因此德国的主流社会，以及政界更倾向于保持相对的中立性，强调在理智和务实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关系，包括与前苏联、中国等“敌对阵营”国家的 关系，并由于其自身的相对领先的技术优势，化入北约集团，而又能相对保持游刃有余的超然独立性，对自己有很深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不同于同阶段亚洲的日本 那种完全“脱亚入欧”的对亚洲临国的绝对技术、产业领先下的盛气凌人，是相对含蓄，但是也更深沉的，一种完全不能动摇的感觉。在德国人的意识里，德国对二 战中其战争、侵略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道歉和赔偿，取得了受害国家普遍的谅解，在此基础上，德意志民族通过其创造力和奋斗精神创造出来的再次超过英、 法，位列世界第二（1968年被日本超过位居第三）经济强国，是有“常理”无法解释的原因的，因此这种民族自豪感自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开始恢复 以后逐渐地在德国民众内心深处沉积下来，并且随着冷战的开展含蓄地郁积、升高，这种自豪，很大程度上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直到1991年年底苏联 解体后，英国主流媒体报纸认为德国将重新“主宰欧洲”时还得忙不迭地出面辟谣，但是这种民族自豪感确实相当程度上成为了德意志民族支撑自身生存、发展的信 念和支柱，特别是1964年法国戴高乐政府宣布退出北约后，德国在北约组织内部的地位，以及面对前苏联时的斡旋作用进一步增强，就将这种“入于其中，超乎 其上”的超然优越感、自豪感发挥到了及至。
事过境迁，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后，德国开始和日本一样陷入了低 增长、高失业率的困境，同时，冷战的结束使美国的一超霸权地位越发突出，德国失去了原先左右逢源的空间和机会，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自1996年开始后， 原先华约组织成员国如波兰、捷克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如爱沙尼亚等相继要求加入，欧盟的迅速扩大化使德国的份量和作用收到了很大的削弱，这样巨大的反差使 德国上下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和迷茫、困惑，不知道怎样才能正确解脱，在这样的环境下，德国社会产生右倾化情绪是很正常的了，首先是新纳粹主义的沉渣泛起， 然后是对外，特别是对前苏、东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敌意增加，排外情绪升高，同时，在战后潜移默化增长起来的民族自豪感的另一面显现出来，那就是不能正确 分析自身遇到困境的根本原因，却盲目地滋长了对外扩大影响，试图通过政治、经济的对外扩张转移国内矛盾，因此，自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来，德国突破了二 战后长期的对海外派兵的禁忌，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一系列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追随美国向阿富汗、伊拉克派兵等行动，试图重振德国的大国地位、恢复其一战前 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这些做法和历史上德国在十九世纪末期争夺“阳光下的地盘”、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向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政治扩张、渗透 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只是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因此采取了藏在美国身后追随，以及趁美国陷于伊拉克、阿富汗困局时钻空子打擦边球，以拾人牙慧和拣空相 结合的办法来寻求自己的外部空间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对美国的依赖和对外扩张的直接性、干涉性就显现了出来。因此，德国对外态度的转变是经历 了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的，是两种力量此消彼长斗争、妥协的结果，自20世纪90中期以后就开始了这种转化，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和标 志，标志着法德轴心派的传统内外政治、经济指导方针、政策开始受到普遍、广泛的动摇、怀疑，随后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德国追随美国向阿富汗派兵、 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国提供后勤保障，并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直接派兵进驻伊拉克，在其他国家普遍产生退意开始撤军时反而向阿富汗、伊拉克增兵等一 系列举动都清楚地表明了大西洋派和德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开始得势。可以说，默克尔政府的上台，只是这十几年来德国内外实力的消长、国内国外形势 的随之变化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已。这一点，我们回顾德国大选过程中默克尔攻击施罗德政府治理经济、解决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乏力等武器，成为最终 赢得大选的王牌，就可以看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默克尔对施罗德经济政策的攻击，也必然扩大到对其内政外交政策的攻击，认为其原先对中国的政策过于和缓， 应当对中国强硬，事实上，综合前面的一系列分析，这种情况不管换了谁当德国总理，都只会如此，不过是表现方法和轻重缓急不同罢了。
德 国的困境，和日本一样，事实上反映了这样一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瓶颈困境”—具有在某个，或者某些方面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经济实 力，但是自身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相当匮乏，又有着传统的，或者说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学习、利用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创新发展 能力较强，但是对外依赖度特别高，需要大量地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以获取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地，无法像美国那样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在全世界众多领域的 绝对的垄断、决策、话语权，这样，德国和日本在相对适应它的环境下时，能够得到较快的、高度的发展，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其他国家的经济、科学 技术发展，无法形成对那些国家的在国际分工中的“垂直关系”的绝对优势时，德国和日本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对外获利能力受到削弱。同时，对本身的严重不自 信情绪也随之高涨，因此，焦虑情绪和失落感很容易导致其政策选择上的走向偏激、极端，我们回顾一下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929-1933年世界经济普遍 危机过程中，德国和日本面临的普遍困境，和这两个国家加快军国主义脚步的选择，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新扩展方式，就可以看到，在对外寻求生路的迫切和唯恐重新 给世人以军国主义复活的感觉造成的内心的压抑、极力掩饰下的矛盾中，德国是怎样行事的了，相比起来，亚洲的日本因为直接与中国面对，加上配合美国遏制中国 的需要，所以行事比德国大胆、直接、露骨得多。
回顾德国历史上的三次起，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意志 统一时，正好面临第二次产业革命，当时美国的势力还主要在扩展美洲地区，英国属于典型的殖民地帝国主义，产业升级换代积极性不高，法国一者在普法战争中战 败伤了筋骨，另一方面侧重于资本输出的高利贷帝国主义，沙俄则相对落后，日本尚未兴起，世界处于西方的绝对控制之下，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势力范围争 夺空间、空白尚且较大，所以后起的德国得以发展迅速，超过了英、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的出现，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争夺、斗争的同时，有了需要同一 面对的对手，而德国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得到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大力扶持重新恢复起来，结合到前面分析的二战后联邦德国的重新兴起的原因，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国 的兴起、发展都是一定时期内有着适合它发展的空间和机会的结果，而且第一次兴起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落后的整个世界其余部分，还有着绝对的领先和控 制优势，空间很大，这样，在德国民族意识的培养和形成过程中，就自觉不自觉地认为“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欧洲，是文明的上等社会，而世界其他地方都是愚 昧、野蛮无知的。”事实上，这种情绪也普遍存在于整个西方，这种白人中心主义的相对形而上学的固步自封，才是导致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不能理智的、 心平气和地认识、看待其他国家、民族发展进步，进而容易产生敌意，甚至歇斯底里情绪的根本症结所在。
从德国发展 历史上看，建立在机械工业化时代过程中强调的严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造就了德意志民族办事严谨认真的特点，另外一方面也相对束缚了他们的扩展性思维，也 就是说，很难接受对他们的缺点的批评，同时缺乏权谋策略的灵动性和大局观，认为世界就是这么回事，是技术决定一切，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凭借高度发展的技 术预先划定一个圈，把一切包罗进去，德国只要占领这个技术圈的数一数二的位置，就能做到“以质量胜数量”地压倒一切，在历史上德意志统一形成过程中，这种 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普鲁士，后来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参谋长老毛奇的分进合击理论、战略，作为参谋制度的重要创始人，老毛奇无疑为近现代军事科学、军队 组织建设建立了无可动摇的功勋，但是限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欧洲，特别是中欧地区普鲁士所遇对手，以及特定战场环境的局限性，老毛奇不恰当地将分进合击理论 上升到了认为这种理论可以涵盖一切的高度，甚至认为近现代战争的精髓和灵魂就是分进合击。这一点后来被很多军事家认为过于以偏概全，毛泽东主席在抗战时就 通过研究分析认为，毛奇的分进合击理论最大的局限在于，它没有研究过遇到特别强大的，拥有雄厚战争资源的对手、敌人应当怎样办。战争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事 物，自古以来兵者凶事，兵凶战危，毛奇的分进合击理论过分强调了在高度发达的铁路等军事运输条件下通过速战速决进行战争，为此将战争具体进程都高度精密化 了，太过主观，具体战争中人无法控制的随机性因素太多，万一这个节奏被打乱了怎么应对，老毛奇都没有充分考虑过这些问题，而是片面地强调“工业技术加上高 效组织管理、运筹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幸的是，这种以偏概全的重大缺陷被德意志的统一过程中三次王朝战争的胜利而掩盖了过去，让德国人把这种思想代表的 精神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需 要指出的是，当时德国也并不是没有战略家，最突出的就是高度运用外交技巧纵横的宰相俾斯麦，客观地看，德意志的统一过程中，高度发达的工业能力和产业经 济，以及相对科学的军队组织管理、运筹固然是重要因素，然而为这一切营造一个有利的外交环境，也就是说所需要的谋略、纵横术也是相当重要的，和前面所述的 那些硬件条件一样不可或缺，德意志统一过程中，俾斯麦的高超的外交技巧和谋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突出的就是1866年普奥战争获得决定性胜利后对奥 地利的适可而止，为随后的普法战争营造了一个稳固的后方，以及在普法战争前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法国。才保证了德国的军事机器能够专注地每次面对一个主要对 手。再往古去看古代中国，战国末期秦统一天下过程中，也是彻底的改革制度带来的先进性、军事上的高效组织管理、强大和范雎、张仪等政治家、纵横家运用一系 列远交近攻、连横挫败六国合纵的综合运用的结果，而不是一味地死打硬拼，前后经历七代君主（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改革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 统一中国）的努力才最终获得成功，这其中，不乏被一时胜利、顺利冲昏头脑试图一蹴而就，从而招致惨重失败，事后亡羊补牢的惨痛教训，最典型的有两次：一次 是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全歼45万赵军后秦国中了赵国的缓兵之计及反间计，没有顺势继续进攻赵国，等到两年后的公元前258年再次进攻赵国时，原先主 张趁热打铁的大将白起认为有利时机已失，秦军并没有绝对的把握迅速攻下城防坚固的邯郸，因为在白起看来“自秦国自身，虽然长平之战斩首、坑杀了全部45万 赵军，但是秦军自身死伤也超过半数，兵锋已挫。”而在对方，因为秦军坑杀全部战俘的做法太过残暴、惨酷，其他国家必然感到唇亡齿寒，而赵国军民只会拼死抵 抗。“诸侯恶秦者甚，必救赵。”顿兵于邯郸坚城下旷日持久，诸侯救兵援于外，赵人相应于内，秦军处境就非常危险了，秦王没有听白起的意见，果然，魏公子信 陵君窃符救赵，率8万精选的魏军攻于外，而赵公子平原君在门客李同建议下毁家纾难应于内，终于大破秦军，解了邯郸之围，还有2万秦军被隔断归路，被迫投 降。另外一次就是众所周知的秦将李信和王翦关于灭楚所需要的兵力是“不过二十万”还是“非六十万不可”的争论了，秦王嬴政起初认为王翦“老而怯”，不及李 信“壮而勇”，任用了李信，结果秦军在今天安徽颖上处遭遇楚国大将项燕，终于大败，将领死了7个。嬴政后悔莫及，再次请王翦出山时，王翦这样说过“楚国是 个大国，他们即使要动员起上百万的军队也不是什么难事，我说灭楚需要六十万军队，是起码的数字，就六十万恐怕还不够呢！”
遗 憾的是，古今中外的很多当权者在一个阶段顺利后，对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被上次胜利掩盖过去的危险，以及上次、以前成功、胜利时微观的、宏观的特定条件、 环境；今后可能面临的诸多不利的变数、环境、形势变化带来的突变往往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而往往主观地以为大势已定，可以顺理成章地凯歌行进地坐收战 利品、或者万事大吉了。从而导致乐极生悲、祸福转化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具体到工业产业时代后，第二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创造能力使当时的德意志上下 过于迷信单纯的物质生产方面科学技术的力量，对于带有东方色彩的谋略普遍抱以怀疑甚至贬斥的态度。更有甚者甚至将其诬蔑为巫术。而封建军事，后来演进为资 产阶级化的容克贵族则由于依靠武力确保领地、权力，进而获得国家政权，精神意识里军国主义思想、黩武主义根深蒂固，甚至可以说军国主义思想和黩武主义就是 他们灵魂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第二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应用到军事上产生的破坏力使他们越来越迷信单纯的武力，而且 无根据地、过高地估计了其将帅的决策、判断能力，在利令智昏的冲动下主观主义地认为可以完全凭借、依照其主观精密设计的战争进程表实现其“中欧帝国”，进 而控制世界的迷梦。因此，他们看不到，或者很难意识到有形的物质技术力量之外其他决定战争的因素，更看不到战争的不确定性，幻想着用大工业上的流水线进程 与与其同样具有，甚至还要高过其智慧的敌人进行战斗，还要要求整个过程、进程如同工业流水线生产一样精确，这本身就是违背起码的逻辑的荒唐理论。而且包藏 着巨大的危险。可是，在当时已经没有谁能在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和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保持冷静了，于是为德意志帝国建立立下无可替代的功勋的俾斯麦本人越来 越被视为“多余的人”，从皇帝到军方，进而整个统治阶层都认为他累赘、拖后腿，最终导致了俾斯麦的去职。这样，德意志民族工业技术、科学上的严谨精神的双 刃剑效应终于显现了出来，那就是战术、装备技术上的严谨、精益求精掩盖了这个国家战略意识上的匮乏，在大局观错误的情况下试图用蛮力解决一切问题，以为决 斗就是单纯的斗力而不包括斗智。概括起来，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有勇无谋，纵然有霸王移山扛鼎之力，能赢得很多具体的战役胜利，包括很辉煌的胜利，最终还 是兵败身亡。这一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获知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真正的态度后自己也有所醒悟“英国在使我们陷入非进行战争不可的选择后把我们逼上了绝 路；小气的、卑鄙的恶棍，用各种甜言蜜语欺骗我们。”
现在再提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可能很多人都不耐烦 了，认为是翻故纸堆，甚至是揪住老账不放、文不对题。但是笔者不这样认为，在笔者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是具有传承性的，也就是说，德国已经对二 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战争深恶痛绝，但是导致德国在思想上、判断上产生这种局限性的盲目的自信，或者说相对严谨的盲区地带还是存在着，而且很长时间内难 以得到根本性改变。而以默克尔政府为代表的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实际上就是这种盲区作用的结果，准确地说，是德国的在欧洲的过多的负罪感和被迫背负历史负 担，行动上、语言上处处小心，担心一不注意就被与复活纳粹扯上的谨小慎微的一种反弹，一种心理上的宣泄，确切地说，就是人总是要找到自己确信能绝对凌驾， 或者有效影响的人，显示自己的强势一样。每个国家都希望这样，德国当然也不例外，感觉到自己内心是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本能的、独特的、骄傲的。
前 文已经提到，这种骄傲是二战后德国反思战争，并且和平建国后通过自身努力，并且也借助了特定的成长环境培养起来的，在特定的成长环境下一方面国家通过经济 建设获得了重新的重要地位和别国的尊重，另外一方面，在普遍的***信仰和负罪感下，德国通过对二战的反思、谢罪、赔偿和对纳粹主义比较彻底的清算，感到 自身确实是脱胎换骨了，应该是保持这种德意志民族特有的严谨带来的骄傲获得超然和自豪了。但是在欧洲，这种骄傲、超然过去只能潜藏在内心，以及与周边那些 他曾经睥睨过的小国国民可能的心领神会（更多的是心服口不服）中，现在则随着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后长达17年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竞争力下降 越来越消退，这种维系其国家自信的心理底线依据的不断客观削弱，主观上很难不对德国社会、民众内心造成严重冲击。让他们感到困惑“德国到底怎么了？”“为 什么怎么做都要遇到这种让人糟心烦恼的困难？！”在得不到正确答案以前，德国国内的一部分势力很自然地就试图寻找转移民众关注热点的目标，以赢得选票获取 政治资源。而一些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国家很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他们指责的替罪羊。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如同 20世纪初以后美国依靠汽车工业等为支柱发展起来的近现代工业体系，以至于美国文化很大程度上被称为“汽车轮子上的文化”一样，德国历史上以军国主义扩张 为动力，以军事为主要目的建立、扩展起来的近现代大型工业（大家可以看看德国的化学工业巨头法本、巴斯夫、以及众所周知的蒂森、克虏伯、保时捷、宝马、西 门子、蔡司等工业巨头在两次大战中的作用）、和自德意志统一战争以来养成的崇武精神也是一直延伸影响到今天的德国人的，二战后，一方面德国在外部压力下反 思战争，自身也开始厌弃纳粹，但是出于人的本能意识，谁也不可能一味地，完全如同指责自己的外国人一样把自己完全否定地搞自虐主义或者利他主义，不管怎么 说，在德国人的主观意识里，还是有相当程度地认为对战争不能否定，同样，对于十九世纪以来德国的殖民扩张、对外经济侵略（我们的说法）还是抱有怀念 的，认为那是国家的光荣，因此，对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过去西方殖民主义的殖民地，相当一部分德国人内心还是带有骨子里的歧视和奴役心理的。这种心 理使他们认为，他们所需要奉行的人道主义，和良心以及负罪感，只是针对欧美，特别是白人中心主义者所人为的法国、荷兰、英国等“文明国家”和“民主世界” 的，而对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地区，则根本不用，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西方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眼睛里，仍然只是“野蛮的、不开化的、不可救药的生物 而已。” （这个并不奇怪，因为整个西方社会骨子里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心理，只不过在殖民主义扩展时期、瓜分世界时期是露骨的，现在出于形势的 改变，竞争的需要，更主要是这些国家、地区自身的意识觉醒，和一定程度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展体现出来的实力，使西方大国在推行自身的经济、政治侵略 过程中，不得不打着“人权‘“人道主义”、以及所谓民族自决的幌子行事，并且彼此为了排挤竞争者，还要以“客观公允”或者相对超然的态度对别人在自己想侵 略目标，或者别人的其他侵略掠夺对象的扩张、侵略加以“义愤填膺”的指责，以迷惑第三世界国家，掩盖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丘之貉的实质。）对于西方社会的主流 来说，相当程度上他们做出这样的姿态是目的需要，是手段而不是真心实意。这种超越、凌然的、固步自封的盲目自豪感，实际上相当程度地构成了西方社会“民主 文明意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用通过掠夺、奴役落后地区、国家的方式，一方面积累起国内的财富，缓和国内矛盾，实行“民主文明国家的优越”，另外一方面 通过对那些遭到他们奴役、掠夺的国家、地区由于掠夺、奴役以及自身存在问题造成的贫困、落后以向国内显示“我们是生活在文明民主世界里的天朝上国，那些国 家、地区没有我们的帮助就活不下去”，同时为自己进一步的掠夺、扩张寻找借口。整个西方如此，历史上最早推出“黄祸论”，视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如洪水猛 兽，多次出现过种族主义情绪支配下做出极端行为的德国怎么会完全例外？或者可以说，事实上，纳粹只是这种情绪、这种思想特定阶段的一种极端表现而 已，没有纳粹，还会有其他的表现形式，这种情绪在整个西方社会都有，只不过在德国由于前文所分析的那种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遭遇平台期甚至限制、挫折、倒退比 西欧其他国家更加强烈，又无法像美国那样解决问题，从而表现的更加失控和极端而已。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以及二战后数十年间受到美国和北 约组织阵营冷战需要的局限，德国的视野局限在西方社会狭小的环境里，看不到，或者说以他们这种片面的严谨导致的形而上学、以偏概全的思维判断方式，难以真 正客观地了解到除了西方社会之外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或者说看到了他们也不愿意内心承认，而是采取主观抹黑的愿望进行贬低。这时，德国严谨 的盲区导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武大郎开店……总要找比自己矮的心态，和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自以为是，维持不了了就肆意攻击、贴标签（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 佛游记》中对此有深刻的、辛辣的讽刺），甚至自封裁判者的态度来不顾后果地行事行为而已，从中折射出来的，是逃避现实的鸵鸟心态和脆弱的内心底线，有时甚 至在外人看来有些疯狂。
文章分析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看出来了，德国对中国的不友好，实际上是一种出于人的竞争和夺取本能的掠夺意识，加上白人中心主义带来的无端的优越感的综合产物。事 实上，人与人之间，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一种互相争夺、算计的本能？古代中国的地大物博，相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让统治者关心于既得利益的稳固和统 治的巩固，而民众在农业社会特有的专制体制下则更多的表现为内敛，这种统一后天下长期的内敛，往往掩盖了人竞争掠夺的本能，西方社会则奉行实力至上的法 则，奉行强者全占，赢家通吃的规则，因此，不管时代发展到了哪一步，尽量把别人的掠取过来成为自己的的人的占有欲本性不会改变，而这种“不友好”和“敌 意”也就会伴随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一直继续下去。同时，这种被西方社会作为其精神、自信底座、支柱和组成部分的白人优越感也很难得到骨子里、灵魂深处的质 的改变。我们只能尽我们的所能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同时在对外交往中更加注重原则性和策略性，才能赢得包括德国在内的我们的对手的心服、尊重。